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达里奥·阿莫迪发表长文期货配资平台app，呼吁全球 AI 行业有意放缓模型能力提升速度，并提出三步走监管框架。马斯克与奥尔特曼公开表态支持，文章同时拆解这套裁军式倡议背后的现实算盘与落地困境。
2026年9月12日，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·阿莫迪发表了一篇约3800字的长文《我们必须为前沿技术设定节奏》，呼吁全球AI行业“有意放缓”模型能力的提升速度，并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的监管框架。
次日，他在接受CBS采访时进一步阐释了这一立场，直言中美AI竞争是他所面临的最大困境：“这是最棘手的难题。真正让我们陷入困境的，不是商业竞争，而是战略对抗。”
阿莫迪提出的方案具有明显的裁军条约色彩。
他主张参照美苏冷战时期的核裁军谈判模式，认为即便双方各有上万枚导弹瞄准对方， 但仍然需要坐下来谈判以降低“潜在毁灭规模”的必要性。
在具体操作层面，他呼吁将现有的《生物武器公约》延伸至AI领域，禁止各国利用AI系统设计病原体或发布可被生物恐怖分子利用的模型。他还建议在AI实验室内部嵌入来自非营利机构或政府部门的“外部评估员”，以验证开发者是否遵守了所声明的安全协议。
马斯克和奥尔特曼几乎在同一时间公开表态支持。马斯克在X上转贴阿莫迪的文章并写道：“达瑞欧是对的。”
奥尔特曼不仅表示赞同，还宣布OpenAI 2026年不推进IPO，称在当前安全风险集中爆发的阶段上市“不明智”。三家全球竞争最激烈的AI公司的掌门人，在“放缓”这件事上罕见地站到了一起。
然而，阿莫迪在文章中坦承了这套构想落地最棘手的现实困境来自中国。他直言，如果仅部分主体主动减速，减速方将在技术竞争话语权、产业经济收益乃至军事技术优势层面陷入被动。
01 Anthropic的如意算盘站在外界来看，Anthropic自身的行动与其言辞之间存在深刻矛盾。
2025年7月，Anthropic与五角大楼签署了一份价值高达2亿美元的合同，其Claude模型被部署到美军的机密网络之中，承担情报分析、战场模拟和网络防御等核心任务。Anthropic由此成为第一家将最新模型部署到军方机密网络上的AI公司。
一家正在为军方提供前沿AI能力的公司，同时呼吁全球放缓AI发展，这种言论本来就难以让人信服。
更何况，阿莫迪在提出裁军方案的同时，还呼吁继续限制向中国出售高端AI芯片及半导体制造设备、打击芯片走私、限制中国企业远程访问海外数据中心的算力。
所以他的算盘很清楚——担心被中国追上。
斯坦福大学2026年AI指数报告的数据指出：截至2026年3月，美国最好的模型仅比中国最好的模型领先2.7%，过去一年中美模型已多次互换排名首位。阿莫迪自己也承认，美国公司只能在现有领先优势的范围内放缓，如果放缓幅度过大，“与中国相关的项目将抢占先机”。
这意味着，Anthropic的裁军倡议本质上是一个歪心思——在美国仍保持技术优势的前提下，双方共同放缓。
这让人联想到了1922年，一战后的海军列强——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法国、意大利——在华盛顿签署了《限制海军军备条约》，对主力舰吨位设定了5:5:3:1.75:1.75的比例上限，让美国保持长期的战略优势。
02 中国不上Anthropic的当阿莫迪的“放缓”倡议，表面上是全球AI安全治理，实质上却难以摆脱“先跑者锁定优势”的嫌疑。
《环球时报》指出，阿莫迪的文章是一份变相的“遏制中国”呼吁，认为其表面聚焦全球AI安全，实质是通过技术壁垒和监管垄断来限制中国的AI发展。
Anthropic在2025年9月修改了服务条款，明确禁止任何中国直接或间接控股超过50%的企业使用其服务，并持续加大力度封堵中国开发者通过代理等方式绕过限制的行为。
2026年7月，Anthropic的编程工具Claude Code甚至被曝出暗藏针对中国用户的“监视代码”，能够检测使用时区和代理配置，一旦发现与中国相关的访问痕迹便对用户进行标记和限制。阿里巴巴随后宣布内部禁用Anthropic的全部产品，使双方的争端进一步升级。
阿莫迪的方案是在美国保持技术优势的前提下，通过出口管制和芯片封锁来“争取时间”，再在此基础上谈判共同限制。
这等于要求后来者接受一个由先行者设定的“速度上限”——先跑的人说“我们慢一点”，但对还没跑到同一位置的人来说，“慢一点”意味着永远追不上。
《星岛日报》的评论指出：“美企跳出来呼吁集体减速，且要按着它的节奏走，等同叫‘后来者’缓步追赶，试问人家会心服口服吗？”
03 陷入囚徒困境的Anthropic值得注意的是，阿莫迪的文章并非孤立的表态。在此之前，Anthropic前研究员Jacob Coxon在辞职后公开发文称“AI可能会杀死我们所有人”，对齐科学负责人Evan Hubinger也公开表示团队“真诚地相信AI可能杀死全人类”
但从博弈论的角度审视，阿莫迪面临的是一个经典的多参与者囚徒困境。
南华早报指出：“美国和中国在军事AI领域面临囚徒困境：双方克制都会更安全，但每一方都在加速发展以避免成为对方优势的受害者。”
阿莫迪本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一困境。
他承认，一个“完整的国际暂停”是不太可能的，因为秘密违反协议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美之间的力量平衡。他提出的“最现实的选择”是禁止某些危险的AI应用，特别是涉及生物武器制造的部分，以及在网络、生物等关键风险领域进行联合模型测试。
但这些提议，仍然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技术难题：AI模型的能力无法像核弹头那样被卫星拍到。
而且AI技术天然的军民两用属性使得“明确区分”几乎不可能，而AI还可以被用来制造深度伪造或篡改传感器数据，进一步削弱核查的可信度。
更棘手的是，AI竞赛与核军备竞赛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差异。核武器的研发需要庞大的物理基础设施——浓缩铀工厂、反应堆、试验场——这些都可以被侦察卫星监测到。
而前沿AI模型的训练，其核心资产是算法、数据和算力，虽然大规模GPU集群的建设和电力消耗提供了一定的可观测信号，但模型权重本身是可以被复制和隐藏的。一个被秘密训练的模型，其能力不会被任何外部传感器捕捉到。
阿莫迪的焦虑中还隐藏着一个时间维度的紧迫感。他警告说，一群AI“代理”可能在六到十二个月内具备“接管互联网”的能力，除非研究者同意放缓。这种紧迫感与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信任裂痕形成了尖锐对比。
2026年开年以来，中美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撕裂了国际体系，而“避免帮助敌人”的恐惧正在阻碍国际社会就AI达成任何有约束力的协议。
阿莫迪的方案要求中国接受一个由美国设定的“速度上限”，而中国则主张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框架来构建全球AI治理体系，反对任何国家“借助技术优势追求霸权”。
对于中国而言，一个在芯片封锁和军事合作之间左右逢源的裁军倡议，很难不被解读为另一种形式的竞争策略——只是这一次，竞争穿上了合作的外衣。
作者：新商业派 公众号：新商业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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